日本贸易之战

2021/4/24 11: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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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又被称做为“商战”。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日本和美国之间就不断有着各种各样的贸易摩擦,并逐步升级为了关税贸易战、汇率金融战、经济战等等。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日本在日美贸易和金融摩擦中,每次都妥协让步,并且有了后来的泡沫经济和泡沫破灭之后的长期经济低迷,但事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回顾历史,从1971年到1994年,美国先后多次向日本发起了的“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调查。一般而言,“301条款”是美国贸易法中有关对外国立法或行政上违反协定、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行动的立法授权条款。这也是美国在贸易战中惯用的伎俩,此前美国就是通过301调查成功的打压了上世纪60年代崛起的欧洲共同体。

当然,美国对日本的打击并不局限于产业以及经济等特定领域,对特定企业的打击也成为了日美贸易战的重要战场,其中东芝事件最为典型。为什么选择三井财团旗下的东芝公司作为目标,这是因为在美国商务部1983年提出的5大科技核心领域中,日本占了3项:半导体技术、光纤技术和智能机械技术,而东芝则是这些领域里最具代表性的企业。

然而,由美国发起的声势浩大的贸易战,事后证明并没有阻止日本相关产业的崛起,美国贸易不平衡问题也并没有得到解决。首先,受到制裁的东芝机械仅在1987 年营收和利润出现下滑,1988 年以后就又开始企稳回升,而母公司东芝受到的影响也并不大。到了1993年的时候,三井财团旗下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更是排名世界500强的第一位。

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日本政府和财团企业则一改其过去咄咄逼人的强大气势,借助经济泡沫破裂后的颓势,营造出一种“无危胁的国际生产环境”。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建立起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体系,以退为进,虽然放弃了表面的风光和张扬,但却在更多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发展领域里打造出了无数个的“隐形冠军”企业。



练好内功是关键

20世纪50年代,战后初期的日本产业发展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局面,此时引进外国资本显然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但日本政府却对外资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政策。他们认为,在经营资源和经营规模上拥有明显优势的外国企业在日本大量投资,必将导致本国企业被兼并、吸收,从而限制了本国产业和独立的技术发展。

为了不使日本企业将陷于图短利而招远祸的命运,政府和财团体系下的银行机构开始对钢铁、煤炭、海运、电力、合成纤维、化肥等重要产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融资, 提供优惠长期贷款。5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的有关政策转向石油化工、机械零部件、汽车、电子等工业,为即将到来的贸易自由化做好了准备。

这一时期,日本相继制定了著名的“机振法(振兴机械工业临措施进法)”和“电振法(振兴电子工业临时措施法)”,这两个法律以基础机械、通用零部件和出口机械等30多种机械产品为振兴对象。此后,在机振法和电振法的基础上,日本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如“信振法(关于信息处理振兴事业协会的法律)”和“机信法(振兴特定进行信息产业临时措施法)”等相关法律。

日本在1955年加入了关贸总协定(WTO前身),在此之前由于外汇短缺,日本对进口实施了外汇配额和进口限额等控制措施,把紧缺的外汇储备集中用于钢铁和造船业等重工业与石化工业。为了防止进口产品直接与国内扶植产业竞争,日本对进口相关国外产品的外汇实行严格进口配额控制。入关时,日本的进口自由化产品比率只有16% 。

入关以后,日本受关贸总协定自由贸易条款的限制,逐渐取消了直接限制,但却加强了关税壁垒抑制进口的作用,设立了“倾斜的关税结构”。以汽车产业为例,在1970年以前,日本对汽车进口的课税是非常高的,而且对排气量越小的汽车课税越高。这和日本政府想重点培育小型车的生产能力的意图相吻合。

当然,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日本的保护手段也逐渐从关税壁垒转向了越来越多的非关税壁垒,如提高卫生检疫标准、排污标准等,强化行业组织等。这些措施既抑制了外国商品对本国商品的竞争,也为本国相对薄弱的产业创造了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有利条件。

其实,无论是加大银行的融资力度,还是提供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倾斜性的关税壁垒保护措施,核心思想都是希望能够尽快强大日本的国内市场。只有有了足够量级的国内市场, 才能够形成适度的国内市场竞争氛围,从而适用更为激烈的全球化竞争。所谓适度竞争是指企业的规模、数量要合适,既不过于分散,又可以保持充分竞争。

日本学者曾以汽车轴承产业的发展为例进行了说明。日本有4家相对较大的轴承生产企业,在政府讲明5年后开放市场后,它们都在拼命竞争图存。5年后,日本政府真正开放轴承市场时,这4家轴承厂早已经将力量培养的很强了,出口量甚至多于了进口量。其实,不仅是小小的轴承,日本整体的汽车行业也已具备了相当的国际竞争力。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挑战 ,日本政府发现 ,要想真正参与全球化的竞争,仅仅依靠几家产业领域的“庞然大物”显然是不够的。如何将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纳入到三井、三菱等大财团企业的组织体系中,解决日本国内企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无序竞争等问题,才是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核心方向。

为了避免大企业简单地吞并或排挤中小企业,政府鼓励企业集团根据生产销售关系等经营方面的需要,以母子公司制的形式结成纵向联合体——财团体系化。首先,制订《中小企业基本法》,从法律上来保证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其次,促使大企业提供设备 ,派技术人员甚至管理人员,以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

在三井、三菱几大财团体系的帮助下,日本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使产业组织政策得以有效落实,如《电子工业化》、《石油工业化》等。有了这些措施的扶持,索尼、松下、东芝等一大批新兴企业集团才得以迅速崛起,通过竞争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而中小企业也在为大企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

做足准备,开门迎客

虽然日本很早就加入了关贸总协定,但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认为: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推行自由化最迟缓的。1967年6月,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日本国际资本转移的自由化》的报告中这祥说道:“日本根本不想对吸引直接投资作出努力,用外文写的对国外潜在投资家有帮助的政府出版物一本也没有,政府和企业也不愿提供任何有关情报。”

无论美国和欧美各国如何施压,日本都没有改变自己实现自由化开放的原则。1966 年,为了避免外资引人加剧日本国内市场的竞争甚至被外资控制,日本经团联开始对国内30个工业部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并制定了多项标准用以确定是否实行自由化、如何实现自由化以及自由化的程度。

依据这些标准,从1967年到1973年的七年时间里,日本政府分5次陆续进行了资本自由化。最初几次的开放都主要是日本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外资参与可能性比较小的产业,如啤酒、普通钢和家用电器等等。此后几次虽然原则上实行了100%自由化,但农林水产、矿产、石油、皮革和零售 5 个行业依然在自由化的行业之外。

对于公司股权,日本也有严格的限制,要求“总的趋势是主要扩大外资率 50%的自动认可行业, 以实现平等基础上的互惠互利, 共同繁荣。”只有日本特别亟需发展的重要产业,在股权上才有所松动。《外汇法》同时明文规定:如果外国直接投资对日本的产业、经济、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对外商的投资则要实行限制以保护国内产业。

除了产业领域,日本在金融领域的开放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日本早在1964年就加入了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鉴于当时日本国内金融机构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所以一直通过法律法规延迟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特别是推迟外资证券机构进入日本市场开展实际业务。这种拖延开放有利于保护国内金融机构和维护国内资本市场的稳定。

虽然日本在1971年就通过修改《证券与交易法》允许外资证券公司成为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会员,但实际上直到1982年东京股票交易所修改条款后,外资证券公司才真正被允许成为会员,可即便如此也仅有4家外资证券公司以分支机构的名义进入了日本市场,其后在日本经济达到顶峰时才加速开放进程。

直到 1985 年“广场协议”签署后,在美国的要求和“美国日本日元-美元委员会”的协调下,日本才又允许6家外资证券公司进入东京股票交易所,1987年又允许16家外资证券公司进入东京股票交易所,但持有的在日证券分支机构的股份不能超过50%。

此后,日本政府除了通过层层法规和制度变相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外,还对参与资本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实施窗口指导、检查等多种监管措施。1999年,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集团的银行执照被撤销,原因是该公司出售的金融产品涉及泄漏客户的真实财务状况。2002年,有10家外资证券公司因违反卖空规定被勒令暂停营业。2004年,花旗银行的营业执照也被吊销。

虽然日本已经逐步放宽对贸易和资本进口的限制,但日本仍然是当时工业发达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少的国家。以1999年度为例,据日本官方统计,外国对日本投资为2.3万亿日元,投入日本的外国资本仅仅占全世界直接投资总额的1.5%,不足对美国的1/20,其在日本国内总固定资本形成中所占比例也仅为0.3%。

在打开贸易与资本这两删有形大门的同时,日本又以民族文化、商业习惯及其相关的公司制度等因素构成了一扇看不见的无形大门。不同于西方社会,日本人在经济活动中许多由于其独特文化形成的独特的交易方式和组织结构, 会形成让外商困惑的“弄不清楚的销售网络”,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阻滞了外国资本和产品的进入。

这种令人“弄不清楚的销售网络”的核心其实就是日本财团体系中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三菱商事和伊藤忠等几大综合商社在日美这场延续数十年的“商战”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等领域发挥着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作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实质上的经济总参谋部,为日本经济的发展默默护航。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广场协议后,在美国的强烈攻势之下,出于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多方因素考虑,日本政府并没有采取正面对抗或者是报复措施,反而作出了重大让步,同意对所有存在争议的出口产品及领域进行“自愿约束”。可是,即使日本一再妥协,但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并没有随之下降,于是美国发动了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美国金融资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打击直接削弱了日本的海外投资,日本财团主办银行和综合商社面临的困境也如釜底抽薪一般,导致日本经济在一段时间内一蹶不振。日本也因为金融战败而彻底陷入“失去二十年”的阴影中,美国似乎也继续维持其世界经济霸权的地位,但日本经济真的就从此一蹶不振了么?

显然,日本政府和财团企业也很“享受”失败,一改其过去咄咄逼人的强大气势,借助经济泡沫破裂后的颓势,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始终无法从过去走出来、逝去二十年美好光景的虚弱巨人。营造出一种“无危胁的国际生产环境”,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建立起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体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013年,美国著名经济杂志《福布斯》刊登了专栏作家Eamonn Fingleton所写题目为《日本失去了20年的说法是个大骗局》的文章,认为失去数十年的说法是荒诞的无稽之谈,在经济界引起很大反响。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持有相同的见解,他认为关于日本经济萧条的看法缺乏经济学的根据。

 2016年3月,傅高义教授的《日本第一》中文版在中国国内出版,此书在1979年首次出版后迅速成为西方学界日本学中最畅销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为了中文图书的出版,傅高义特别撰写新序,再度肯定日本,认为日本即使经过了“逝去的二十年”,属于《日本第一》时代的优良特质依旧存在。

傅高义称,“我说‘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而是要告诉世界,日本是如何从战后战败时的一穷二白的状况迅速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傅高义强调,“日本第一”意指日本的社会模式在许多方面都十分成功,所以日本堪称第一。比如,犯罪率低、福利好、老百姓长寿、普及医疗与民众教育做得好。

那么在这“逝去的二十年”里,又在那些领域成就了“日本第一”呢?日本连续28年成为世界头号债权国,第二、三名分别为德国和中国。截至2018年底日本政府、企业与个人投资者拥有的海外资产减去负债所得的对外净资产余额约为342万亿日元(3.1万亿美元),而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也达到了174.157万亿日元(1.6万亿美元)。

科技研发领域,从自然科学的3个部门来看,2000至2018这18年来,日本的诺贝尔获奖者合计达18人,和2000年之前的5人相比人数大幅增多。企业创新领域,在汤森路透评选出的《2019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里,日本以39家高居榜首,力压美国的33家,而中国内地仅比亚迪、华为和小米入围。

 2017最新国家形象综合排行,日本在出口形象方面高居第一位;2018年5月,联合国世界各国人口平均寿命排序,日本以83.7岁位列第一;同时日本的森林覆盖率超过70%,一直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财富研究机构新世界财富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

既然有了这么多的“日本第一”,那么为什么“失去的二十年”还依然会不断被人提及。这是因为日本人忧患意识普遍很强,包括大部分政治家、企业家和普通国民都不喜欢张扬,特别是媒体出于各种目的更愿意报忧不报喜。媒体的长期宣传,再加上许多日本学者精细片面的“科学论证”,导致国际社会都误认为日本确确实实“失去了二十年”。

对于日本政府及财团企业的刻意隐藏实力,作家Eamonn Fingleton就表示,美国政府正是被所谓“失去的二十年”的谎言所蒙蔽,从而采取了不恰当的对日政策,结果导致美国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丧失很多的经济利益。日本虽然放弃了表面的张扬,但是在暗中却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经济扩张,悄无声息的攫取和瓜分着世界的财富。

 

未来战场,硝烟再起

2015年7月,揭秘网站“维基解密”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对日本的内阁官房及省厅、日本央行、三井物产以及三菱商事等大型商社进行了窃听。公开的文件包括根据窃听内容制作的相关报告以及窃听对象的名单,除内阁官房之外,还列有包括财务省、经济产业省、三井物产在内的共35个电话号码。

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都以“阻止了更多恐怖活动发生”为借口为自身的窃听活动寻求合法化。但是这一次,美国不但窃听了日本的政府部门,同时还窃听了包括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在内的财团商社企业,这显然是一种严重的“商业间谍行为”。难道说这些日本企业与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保障有何关系,还是美国另有所图?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现在许多声音都将“中美贸易战”与曾经的“日美贸易战”联系到一起,着重笔墨描写从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初四十年间的日美经济争霸战,不断分析总结美国的惯用手段以及日本在这场经济争霸中战败的原因。可是日美之间的“商战”其实并没有结束,谈论胜负为时尚早。

其实,在日美之间还有着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2019年5月15日,由于美国对华为采取的限制措施,作为华为产品全球供应链的一环,日本经济界的担忧情绪正在蔓延。华为是日本企业最大的出口对象之一,2018年全年出口约66亿美元的零部件,这个数量占日本对华出口的近5%。

日本的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曾在美国禁令颁布后表示,一些日本企业向华为供应零部件,供应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美国这一禁止华为购买美国关键技术的做法有可能影响到日本企业,并冲击日本的经济增长。事实上,除了松下、索尼、三菱电机等大型供应商外,日本还有多达3500家以上的中小企业跟华为公司有着诸如协助研发之类的业务往来。

2019年6月8日,在日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贸易和数字经济部长会议上,人们并没有看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身影。这是因为莱特希泽将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6月13日,莱特希泽在华盛顿与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举行双边部长级会谈,进行最新一轮的日美贸易谈判。

对于日美贸易谈判,由于汽车出口在近20年来一直是日本对美出口的重要产品,日方希望敦促美方下调或者撤销对日本汽车等工业产品的关税作为回报。此前的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宣称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并点名批评了日本车企,在这背后正是美日两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

面对特朗普的威胁,丰田汽车罕见做出了回怼,“丰田已经在美国深耕60多年,包括我们在这里的研发中心、10个生产基地、1500个销售网络、完善的供应链体系等,我们直接或间接地在美国雇用了超过47.5万人。美国政府的声明显示,丰田在美国的投资是不受欢迎的,我们在全美的每个员工做出的贡献也没有受到重视。”

实际上,丰田此前一直避免就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表明立场,此次罕见的强硬回应似乎也是在释放一种信号。在美国的日本汽车制造商中,美国政府认为构成的“威胁”最大,因为公司在美国的汽车销量占其全球总销量的23%,其在本土市场日本的销量占比仅为21%。而与日本车企在美国市场发展势如破竹相比,美国车企可谓经营惨淡。

2019年6月27日,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G20)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国领导人同意,进一步深化两国利益交融,加强在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经贸投资、财政金融、医疗康养、养老照护、节能环保、旅游观光等广泛领域互利合作。同时,日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联结多样化地区的富有潜力的构想。

中日民间一直有着强烈的经贸往来需求,日本产业界也早就表达了参与“一带一路”的愿望,因此可以说安倍政府的最新表态给日本产业界打了一剂强心针。实际上,针对美国的贸易措施,日本能打的牌并不多,所以选择跟中国合作,共同开发第三国市场,专注于做增量,应该是日本的一种合理选择。同时,中日强强联手,优势互补,更有利于双方提高投资效率。

——《三井帝国在布局》中国经济出版社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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