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益民:中国需要警惕,不要陷于环保陷阱!

2008/4/8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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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环保问题对中国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同时也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攻击中国、遏制中国的武器,其中排放权贸易就是其中之一。推动环保事业本来是好事,但如果陷入环保陷阱就大大不妙了。本文就日本财团在二氧化碳排放权方面的一些布局进行剖析,希望中国的相关企业和机构引起重视。

  20061112日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讲“温室效应”的纪录片,这里有一个关系链:温室气体大量排放——海面上升环境污染——《京都议定书》要求控制排放。这里提到的《京都议定书》不只是一份环保文件,而且是一份商业文件,一份催生了环境产业的商业文件。

  《京都议定书》给协议国制定一个排放标准,就是所谓的“气体排放权”,这个排放权被各国分配给相关企业,变成企业每年有了一个气体排放的限额。有的企业达不到标准怎么办,那么超额完成的企业就可以把用不完的排放权卖给他。这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形成了一种经济利益,可以赚钱啦!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前不承担减排义务,但京都议定书鼓励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买排放量。当中国人灰头土脸挖煤的时候,日本综合商社却打着拯救地球的旗号,在大做着环保生意。

  这部片子里,正好有一段,日本的三井物产(综合商社)帮助重庆的一个煤矿治理污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花钱购买温室气体排放量,搞得中国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为日本人犯傻了,我们污染大气,你们来买什么呀?

  这个关系是这样的,日本本土企业排放权紧张,如果他能减少中国的排放量,那么他们自己就能增加相应的排放权。比如本片中,三井物产向该煤矿以每减少1吨气体排放,支付几美元的价格购买,如果购入1万吨,那么中国减少1万吨的排放量,日本企业则新增1万吨排放权。中国煤矿获得了几万美元的收益,足以弥补环保设备投入的支出。

  怎么听起来都像是中国赚到了,一方面钱增加了,工人劳动强度减小了,而且保护了煤矿资源,对重庆的污染治理也有贡献。其实,三井物产把这1万吨的排放量卖出去也能大捞一票,因为此时国际市场的价格是每吨十几美元。这部纪录片里,像什么中东输油管被炸,导致石油涨价,煤炭用量增加,或者德国天气寒冷,供暖需求增加啦,都会导致排放权市场相应巨幅波动。

  三井物产作为日本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综合商社,充分发挥它在日本经济中创造新产业的功能,通过收购企业多余的排放权,卖给不达标的企业,同时实现企业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双丰收。这个世界还有多少产业是我们不知道、不了解的?要是中国人自己来赚这笔钱,该是对国家多大的贡献啊!

  1、 日本商社领跑排放权贸易

   2006年世界排放权交易总额达到280亿美元,为上年的2.5倍,换算成二氧化碳的交易数量达到13亿吨,为上年的2倍以上。阿姆斯特丹的欧洲气候交易所(ECX2006年的交易量为上年的5倍多,达到4.5亿吨。2006年,CDM项目(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清洁发展机制)成交额也同比增长15%,达到约32亿美元。

  从《京都协议书》正式签订到现在,排放权交易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而《京都协议书》的发源地日本在排放权交易上可算是独占鳌头。日本把目光锁定在购买中国、印度、中南美等不受议定书限制或排放量较少的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上。中国在二氧化碳排放权市场的成交金额在 2006 19 月达到 129 亿美元(国际污染排放交易协会,IETA),这占市场总规模的 60%,远高于位居第 2 位的印度(15%)。

  日本综合商社这种嗅觉敏锐的“商人军团”在日本的排放权贸易中起着主导作用,他们利用自身庞大的网络把商业触角伸向全世界和中国各地。中国正在跃升为“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的最强势力,很显然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企业是中国排放权市场的最大推动力量之一。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住友商事、丸红商事和伊藤忠商事等各大财团的综合商社是《京都协议书》签订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们很早便开始涉足二氧化碳排放权的购买与转手贸易。

  文章开头提及 “三井物产”的日本第一大综合商社,属于三井财团的核心组织,目前在南美和中国市场显得越发活跃起来。例如,三井物产与智利废旧物品回收公司在2005年签订合同,成立注册资金为6亿日元的合资公司。该公司按照《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开展业务,努力减少因垃圾处理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作为回报,三井物产7年内将获得总计约3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权。

  200512月,三井物产在中国辽宁已经成功开展了回收甲烷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业务。由此,三井物产在2012年之前可获得相当于350万吨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权。这笔交易据估计在30亿日元(1美元约合 117.21日元)左右。三井物产以钢铁和电力等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多的日本企业为对象销售这些排放权。

  2006 年,三井物产、德国 RWE 公司与德意志银行、世界银行组成联合公司,2006 年与中国江苏省的“上海三爱富新材料”等 2 家公司签署了 10 亿美元的二氧化碳排放权合约,涉及 1.25 亿吨的氢氟碳化物(HFC-23的交易,是迄今为止三井物产参与的金额最大的CDM项目。同年年底,三井物产帮助重庆松藻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处理甲烷 (CH4)回收从而获得排放权的,销售对象是日本理光和日本东北电力。

  20074月,三井物产又与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商品焦基地—— 黑龙江黑化集团有限公司达成了清洁发展机制合作协议,合作生效后,黑化集团将在未来五年内至少少排温室气体氧化亚氮2500多吨,达到黑化集团全部氧化亚氮排放量的80%。三井物产以相应价格购买黑化集团硝酸装置的氧化亚氮的排放权直至2012年。透过排放权交易,三井物产可进一步出口电厂与石化厂设备,增加盈余,一举两得。

  属于三菱财团的另一家日本综合商社“三菱商事”在排放权领域涉足最深,是这个市场的领跑者。三菱商事认识到“采用市场机制的地球环境与经济共存的必要性”,很早便开始了排放权交易。早在2000年,三菱商事对世界银行主导成立的“世界银行原型碳基金(PCF)”出资,并派遣了负责人。2001年,与排放权交易之先驱美国中介巨头Natsource公司合资成立了“Natsource Japan”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排放权交易经验技巧。

  三菱商事有6个营业部门及国外195处分支机构,业务涉及所有产业领域,与各大全球性企业及政府建立了广泛的业务网络。通过充分发挥上述优势,三菱商事不仅局限于排放削减证书(CERs)的买卖,还以对CDMJI等业务为中心,积极开展排放权业务。例如:20068月,三菱商事、日本东京电力等8家公司出资的JCF财经公司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与泰国、马来西亚当地银行签署了合作备忘录,JCF财经公司通过帮助东南亚国家削减燃气排放,加大废气利用以及提高能源利用率,换取二氧化碳排放权。

  在中国,三菱商事、新日铁、Natsource集团合作推动的山东东岳化工项目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排放权项目,项目设备预定将于2007年上半年开始运转,通过处理所获得的排放权,换算为二氧化碳每年约为1000万吨,至京都议定书第一个承诺期结束的2012年,本项目所获得的排放权将达5500万吨。20074月,三菱商事又携手Natsource集团开拓海外市场,计划向欧洲和加拿大企业销售300万吨排放权,这是该公司东岳化工项目1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权中的一部分。另外500万吨将销售给日本的电力和钢铁企业,剩余的200万吨将由新日铁自行消化。

  此外,三菱商事又与财团内的三菱UFJ信托银行共同经营排放权的小宗销售业务。三菱UFJ信托银行将把三菱商事通过海外的温室气体削减业务取得的排放权,划分为数千吨的小宗业务,从今年夏季起面向日本买家出售。目前,三丽鸥等公司已开始研究购买事宜。利用这项服务,商业、服务相关企业等小买家也将能机动灵活地设定和实现温室气体削减目标。

   日本富士财团的丸红商事(综合商社)紧随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之后,目前已拥有900万吨排放权,以中国厂商为出售对象。在变废为宝计划中,丸红商事重点参与了回收位于中国四川省的煤矿中排出的沼气并将其用于发电的工作。从 2008年开始的10年里,丸红商事平均每年获得的50万吨排放权。除了为购买一台煤气引擎发电机提供10亿日元的援助外,丸红商事还承担了向中日两国政府和联合国提交手续,购买排放权等所有的工作。

  据日本媒体20061229日报道,丸红商事计划在中国参与利用从煤矿产生的沼气、利用钢铁的废热发电等新型的三项事业,合计使用13亿日元的资金,换算成二氧化碳排放权,相当于一年获得了120万多吨的排放权。在2008年,丸红商事计划协助中国浙江省回收处理氟氯碳化物,获得3000万吨排放权,将透过在英国经营发电与瓦斯业务的子公司拓销欧洲市场。

  除了综合商社参与的排放权交易外,日本各大财团的主力企业也广泛参与其中,包括三井财团的丰田、索尼等35家日本企业与工业组织早在2004121日就创立高达一亿三千五百万美金的日本碳基金,从国外企业购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权。这35家企业尚包括三菱商事、东京电力公司、新日本石油、东京石油公司以及日本钢铁联盟。

  当时《京都议定书》还没有签署,那日本财团为什么如此急切地进行投资呢?毫无疑问,这是由于日本财团看到二氧化碳交易市场巨大利润空间,先下手为强。就算是按照最低的6欧元/吨的CERs (核证减排量)价格,那些以3欧元/吨购买了垃圾气体处理所产生CERs的先行者也已获利不菲。

  2、 一石多鸟的生意经

  20076 19 日,荷兰评估机构(MNP)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2006 年使用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达到 62亿吨,美国58亿吨,欧盟 15 国总计排放量31亿吨50% ,其后为俄罗斯、印度及日本。似乎让人难以理解,二氧化碳排放量第六位的日本正不遗余力的购买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位中国的排放权,并且给自己头上加了一个紧箍咒-《京都议定书》,这是为什么呢?

  《京都议定书》对钢铁、电力、煤炭、焦炭、有色金属等基础重工业影响最大,其次像化工、汽车、机械等制造业产业也颇有影响。日本以巨大的决心推动《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是想用这个紧箍咒推动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彻底的环保政策,让日本几乎所有的基干产业都纳入到环保体系中,使日本财团企业在未来的节能性、环保性社会中占据了制高点。

  中国神华集团向第一劝银财团的荏原制作所、富士财团的日立引进了一大批代表世界最先进水平的排烟脱硫设备。东京电力、关西电力和中部电力也分别通过水力发电项目同中国展开清洁能源合作。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与山西省煤炭企业合作,为其回收煤炭层甲烷回收发电项目提供融资,并通过协力银行出资的JCF公司收购排放权。九州电力和住友财团的住友商事在中国内蒙古地区展开风力发电可行性研究。东京电力公司最近又表示已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风力发电站签订合作协议。

  事实上,日本综合商社利用减排项目“援华”的更大目的是要为财团企业在中国能源和环保市场上获得更多商机。排放权倒卖只是日本财团赚钱的手法之一,先进的技术和创造市场的能力让日本财团获得了大量设备订单。日本财团的新型环保产品,充斥着逐渐发展壮大的环保市场。从三井物产领导人这两年在中国各种官方场合的频繁出场的气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财团的战略意图。

  由三井物产与北京大学合作创办于20063月的“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简称:北大三井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了六场讲座。这个论坛的召开得到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商务部、北京市政府有关领导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推动。顾问委员会有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商务部、北京市政府等主要领导、及日本500强企业和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等组成。第一届北大三井论坛上,三井物产社长枪田松莹发表了主题为“资源、能源、环境领域中三井物产的创新战略”的演讲,确定了北大三井论坛“能源与环保”的基调。

  此外,三井物产是“中国循环经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要推动者,三井物产中国总代表副岛利宏在第二届论坛上发表了“企业在循环经济建设发展中的作用”,全面阐述了三井物产在能源环保产业的公司战略,为中国企业树立起了标杆。中国循环经济发展高层论坛,是科博会的经典论坛之一,今年已经是第三届了,论坛的宗旨是推动中国在循环经济的实践与探索,使这一新的理念不再只是经济学家、政府职能部门关心的话题,而是要将循环经济的理念推进推进到中国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

  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成为世界各国的一大目标时,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迅速打出了以核电减排的方针,可谓是先人一步。如果发100万千瓦小时的电,核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 20万吨,而煤炭是670万吨、天然气为410万吨,核电站在减排上的优点不容忽视。同时东芝从产品的规划、设计阶段就着手减少产品循环对环境带来的影响。2006年底东芝控股的西屋电气获得了中国的4座核反应堆的建设合同。其中2座位于山东海阳、2座位于浙江三门,全部都将在2013年完工,总装机容量为400万千瓦。

  在钢铁行业,三井财团的新日铁与中国首钢集团合作参与环保事业,向中国厂商提供减少钢铁生产中粉尘量的焦碳冷却装置。200612月,新日铁与首钢集团下属的北京首钢设计院合资设立北京中日节能环保工程公司,新日铁出资60%,北京首钢设计院出资40%。除了新日铁之外,日本的东北大学和日本 Carbon Finance公司也同山西的焦炭厂家,山西安泰集团已就由干法熄焦(CDQ)加上排放权贸易组成的废热回收项目达成了基本合作协议。

  在汽车行业,三井财团的丰田公司从1997年生产混合动力车,在其领域具有绝对优势,在世界上最早实现混合动力车的批量生产。丰田进入商业化生产的混合动力汽车,因革命性的降低了车辆燃耗和尾气排放,其先进性得到了全球的高度评价。丰田公司2006年共销售31.25万辆混合动力车,比2005年增加了 33%。丰田还宣称2007年该公司将在全球销售43万辆混合动力车,比上年增加约40%,累计销售量将突破百万辆,达到130万辆。

  三井物产中国总代表副岛利宏有一个嗜好,他每次到上海都会开着自已的丰田PRIUS(普锐斯)兜风。这款风靡北美的混合动力型车在中国还很少见。高副岛利宏认为“虽然这种车比较贵,但它能够减少40%的能源使用量,减少了大量有害废气的排放,应该受到鼓励”。20049月,丰田与一汽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共同生产混合动力汽车,同时丰田还承诺,将针对将来在一汽品牌车辆上搭载应用丰田技术的混合动力系统。虽然丰田混合动力车在中国市场仅仅只销售1500辆,但是丰田对中国市场投入却是惊人的。

  丰田不断与中国有关部门沟通促成鼓励、运用、推广新环境能源的产业政策的早日出台。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和大气污染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丰田的巨额投入正慢慢得到回报。由丰田汽车、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联共同设立的“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奖” 已在中国举办了三届。该奖以民间环保实践为平台,推动中国政府的政策向有利于日本财团环保产业发展的方向转变。

  除了混合动力汽车外,日本财团企业的环保型发动机也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技术,特别是中国要求所有机动车进行尾气排放审核后,更是形成了一个巨大市场。据《日本经济新闻》2007 611日的报道,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日本电装公司将在中国生产环保型柴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于2009年在中国江苏省新建一家工厂,专门向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发动机工厂提供该产品,最初每年的生产规模预计可满足10万辆汽车的需要。

  据悉,环保型发动机的这一部件为电子控制的燃料喷射装置,它在高压下喷射燃料的同时能够极其精细地控制喷射量,从而提高燃烧效率,在减少污染的同时节约燃费,是使环保型柴油发动机削减尾气中有害气体、并将其严格控制在有关标准之下的关键部件。日本电装在1995年实现了这一装置的商品化,目前在发达国家,环保型柴油汽车普遍使用这种装置来控制尾气污染。

  3、 宏观制定与微观执行的统一

  日本综合商社主导的排放权交易仅仅是日本财团在整个环保产业的一个重要布局,但还远不是其事业的全部。随着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环保产业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二大产业,而21世纪也将成为以环保为主题的世纪。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京都议定书》与二氧化碳排放权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这是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制定未来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

  日本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发展中最大的制约因素是环境和能源。《京都议定书》和所谓的减排义务说到底就是为了改善环境和节约能源。为实现京都议定书6%的减排目标,日本设定了如下内容的具体指标。其中通过CDM/JI项目,减排量交易要实现1.6%的减排任务(约1.2亿吨CO2排放量)。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日本企业并不是各自为战,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部署,做到了宏观制定和微观执行的统一。

  为了促使日本政府与京都机制相关机构和民营单位(经济团体和财团企业)在今后能够形成一个整体更加积极地有效地推动京都机制的实施,日本成立了JKAP(日本京都机制加速方案)。参与这个方案包括环境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等政府机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国际协力银行(JBIC)、日本贸易保险(NEXI)、日本碳基金 (JCF)、国际协力机构(JICA)等经济机构,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地球环境中心(GEC)、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 (IGES)、海外环境协力中心(OECC)等环保科研机构。

  在上述众多机构,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它是由日本政府出资设立,致力于促进日本贸易和投资的政府机构。事实上1958 4月成立的之日起,它的最主要工作就是经济情报的收集和运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是日本政府经济战略制定的主要情报提供者,同时也是连接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纽带。可以认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是日本节能减排战略的组织者。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已经在北京、上海、大连、香港、广州和青岛设立了六个事务所,每个事务所都设有“援助投资中心”,其主要作用是综合各种信息和情报解决日本企业在华投资信息不畅通的问题,为日本企业提供投资信息、中国的市场信息、前往投资时的注意事项诸如法律、税制的调整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是所有在海外日企的总参谋,海外的日企既是服务对象也是情报来源的渠道。

  战后日本经济的起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的发展。日本输出入银行和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99年,日本政府将上述两机构合并,成立了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成为集出口信用和发展援助业务为一体的影响广泛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运行方式看,充分体现了“政府的银行”的特点。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是日本节能减排战略重要推动力量。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在对发展中国家项目投资中还起到财团金融的协调作用,一方面把资金贷给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安排财团企业承接项目,让多方得利并有效的规避了风险。例如,20049月,三井财团的东芝、三菱财团的三菱电机和三菱商事,以及三和财团的日立参与了山西省西龙池抽水项目,这是世界排名第二的高落差水力发电项目,最大扬程703米。作为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日元贷款工程,建成后将有助于稳定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的电力供应,特别是1号机的完工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目标,因此该项目对中日两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日本贸易保险(NEXI)机构在2001年取代“出口信用保险”,以便日本公司在进行国际贸易与海外投资时规避风险。日本贸易保险(NEXI)参与日本京都机制加速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日本公司在环保产业中的贸易和投资风险。此外,日本企业和政府通过共享信息降低成本和风险,顺利开展各项支持减排的工作。日本建立了“京都机制信息平台”。信息平台促成了参与 CDM/JI项目各日本企业的信息共享的同时,也实现了与各东道国主管单位的信息互换。

  与此同时,为了在海外顺利开展CDM/JI项目,日本还启动了CDM/JI人才培养赞助项目。此项目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等东道国的政策决策官员、政策负责官员、项目开发者与投资者、当地居民,研究机构。其实这个项目的实质是进行各CMD项目的公关活动,宣传CMD项目双赢效果和占据舆论、道德高地。具体工作包括推动CDM信息的普及与启发,构筑 CDM项目相关机构组织网络、CDM项目的人才培养建设为发掘、研发与实施CDM项目作贡献。

  在建立完善的节能减排机制后,日本综合商社就作为节能减排方案的具体执行者和重要推动力量走到了前台。综合商社并不是单纯的贸易公司,而是在经济领域代位政府发挥微观经济管理的职能,是日本新产业的创造者和新产业政策的推动者。就环保领域而言,综合商社拥有控股的技术公司和研发部门,业务深入环保产业的各个技术领域。不仅如此,综合商社作为产业组织者还不断的为财团相关的制造类、技术类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牵线搭桥。

  综合商社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或支持。日本政府把扶持综合商社作为实施产业政策的首要因素予以考虑,把商社作为其推行内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高速增长建立在大量石油、煤炭、铁矿石等的消耗之上,结果造成环境的污染。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呼吁综合商社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推动环保事业的开展,有问题找商社的观念在日本早已深入人心。

  从历史经验上看,日本财团争雄称霸于国际市场的背后,有一支无时不在的、以综合商社为核心、“民有国营”的财团体系。日本综合商社做为“国家队”的先锋,很好地兼顾了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当政府站在宏观的角度统揽全局时,综合商社就已经在“管理着”(协调着)微观经济领域的一切活动。同时,综合商社与经济界的各种“协力机构”又是政府政策制定的主要情报源和智囊团,使得各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

  环保作为一个正在快速兴起的产业,日本为什么较其他国家做的更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的环保产业除了企业自身技术力量雄厚外还有综合商社这个产业组织者。“日本京都机制加速方案”一类的跨行业合作机制集中社会各种优势资源,这种机制本身就是一个“临时”的综合商社。“临时”的综合商社加上“正式”的综合商社让各种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推动了产业政策的执行,最终实现了“综合商社拯救地球”。

  4、 天上不会掉馅饼

  由日本和欧盟主导的《京都议定书》是人类为减轻温室效应的第一个行动纲领。在改变气候上主动承担领导责任,此举不仅令日本人占据道德高地,更有可能对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设立一种制约,从而有利于日本、欧盟等节能技术先进国家(比如节能汽车、风力发电等),而不利于中国、美国这种高耗能经济的长远发展。

  《京都议定书》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环境上的压力,更有未来国际市场竞争上的压力。目前《京都议定书》的签约国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国际市场,并在这个市场上建立了保护环境的游戏规则。只有节能、低污染的产品,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站住脚。所以说,《京都议定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贸易协定书,只有更多熟悉其中的规则,才有可能真正保护自己的利益。

  如今中国环境管制宽松,《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有可能加快一些工业国家的能源密集型企业向中国的转移,以此来减少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压力。过去几年,日本的一些钢铁产业不断转向中国。而这些投资规模很大的项目,50年内不可能搬走。这些产业大规模转移进来,我们在第一个、第二个承诺期可以不履行《京都议定书》,但第三个承诺期到来时,我们却可能被投资“锁住”。

  如果把这些产业再转移出去,对就业、再就业和经济发展将有很大的冲击。另外,这可能对我国常规能源的大量使用产生压力。这些按照现有排放标准生产的企业在未来会极大地挤压其他企业的空间,制约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不必履行《京都协议书》的减排规定。而从发展趋势看,我国最终会成为CDM净买方。因此,我们需要把排放权看成是一种资源,不能盲目夸大CDM项目中碳交易的好处。

  目前我们能做的还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控排和减排,从根本上改进全球大气的质量。同时以中国目前的市场规模,这些外来投资能起到的影响很小。而且,外资的进入很可能压低国际市场上的碳交易价格,将现在每吨二氧化碳一二十美元的价格压到一两美元。日本综合商社通过合资项目获得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价格在五美元以下。

  在面对《京都议定书》与二氧化碳排放权贸易上,中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天上不会掉馅饼。我们应该看到在美好的道义责任背后的经济利益。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尽可能多的通过二氧化碳排放权贸易获得环境改善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努力降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例。

  值得庆幸的是日本综合商社在中国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 CDM合作协议的同时,我们也逐渐看到了中国企业的身影,截至200612月底,政府受理的中国企业CDM项目申请已经超过19个。同时清华大学等科研机构也在CDM技术中崭露头角。最近三年里, 清华大学与丰田通商(丰田集团的综合商社)开展了关于CDM技术交流和转移的合作,并获得了“无锡桃花山垃圾填埋气发电”和“宁夏石嘴山煤矿4.0MW瓦斯发电”两个CDM项目。

  21世纪大国崛起的核心竞争力,肯定会是依托在将节能环保的科技应用于生产技术中,这才是世界新经济的杠杆和支点。这不但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谁率先断腕,走到同行业的前头,向环境索取更少的能源、向环境输出更少的副产品,谁生存的空间和时间就会更宽广。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在环保的道路上还任重而道远。

  中国崛起让无数中国人沉浸在过去商业竞争的恢弘之中,其实,真正的大国崛起,却是真真切切的“现在进行式”和“将来式”。和日本的环保事业相比中国的环保事业多由学者和政府主导,形式上的工作多过实际的工作,其主要原因是对市场缺乏深入的了解和产业的长远规划,造成了决策与执行的分离。

(白益民袁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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