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转军”发展模式借鉴

2008/9/17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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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大飞机项目上马,一航、二航重新合并,预示着中国军事工业的新一轮改革正式启动,军民结合的发展战略是这次改革的明确方向。日本依靠商业力量“民转军”发展起来的军事工业,正是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典范

  商业发展周期是2-3年,而军事发展周期是5-10,商业技术比军事系统进步的速度更快。因此,日本政府和财团更加强调,民用技术经过适应军事需求的改造,向军工生产系统的“溢入”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确定了未来“军转民”的发展重点,提出将2/3的军品科研生产能力转向为经济建设服务,其中涉及到核电产品、民用航天产品、民爆器材、环保设备和医疗设备等。

  当年生产枪弹的重庆长安集团,如今已是中国最大的微型汽车生产基地;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微型客车生产基地;四川长虹(600839,股吧)集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彩电制造厂……众多的“中国之最”产生于当年的军工企业。

  一批军工企业还实现了股票上市,向融资渠道多元化和社会化迈进。“转民概念股”如中国嘉陵(600877)、火箭股份(600879)、江南重工、航天中汇、西飞国际(000768)、北方重汽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均为军工企业。然而,中国的“民转军”却乏善可陈。

  新问题——“民转军”

  中国的军事工业管理体制,初步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19997月,中央决定把1988年前的原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航天工业部、兵器工业部和中国船舶(600150)工业总公司五大核心领域军工部和所属企业分别分为两家集团公司,2002年底又成立了一家国防电子工业集团公司,即形成了如今的11大军工集团的格局。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军工企业改组为公司制。截至2007年底,军工单位控股或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达到62(其中境外上市7)

  从建立至今,中国军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近几年甚至以年均超过20%的速度增长。以载人航天、大型核电站、高技术船舶、新支线客机等为代表的一批重要工程实现重大突破。

  近年来中国军工企业的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其在普通民品市场的市场扩张,国防科技工业已经发展成为了军民结合型企业集团。原国防科工委综合计划司司长吴忠琼向媒体表示,“11大军工集团都如此,全部军工集团的军品和民品综合比例为37。”

  当中国大力开展“军转民”科研,大量生产民用产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时,世界军事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又为中国军工业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民转军”,或者说“引民入军”、“军民两用”。

  终于在20078月,原国防科工委公布了《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指南》,明确非公有制经济可参与军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军工企业的改组改制等5项具体领域。中国的民营企业终于可以通过一定途径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

  根据该指南的指导思想,民用与民营企业既可以拿出资金来参与军民企业项目的研发,也可以投资建设军工基础设施,既可以承担军民科研生产内务,也可以通过参股军工企业成为股东,也可以通过收购控股成为军工企业的管理者。

  脱去军装换西装

  日本无疑是全球“民转军”的先驱,日本各大财团的主要企业都具备军工生产能力和经验,主要装备普遍由两家以上的企业参与生产,军工生产潜力蕴藏于民用工业之中。

  美国波音公司防务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达58.1%,这个比例在美国军工企业中已算是比较低的,而三菱重工作为日本军工生产的代表,该比例仅为9.9%。这是在日本政府和财团主导下,为降低军工生产集中度,人为分散军工生产的结果,也是日本“寓军于民”机制的体现。

  日本战后的工业基础可以说是完全继承了战前的军事工业。丰田、三菱重工、富士重工、东芝都是战时日本最大的重型军工主力。战后日本彻底放弃了军事,全部改为民用工业,战斗机制造改为新干线,三菱重工、东芝、松下等也都“脱去军装换西装”,为研制日本国工业产品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中国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尼康和佳能,也是日本军工生产的副产品。尼康的日文汉字是“日光”,日本光学株式会社,隶属三菱财团。佳能则是加农炮的意思,二战时制造炮瞄仪,性能很不错,不逊于美国的炮瞄雷达,30公里的距离,误差30厘米。

  这样的企业还很多,生产斯巴鲁(SUBARU)汽车的富士重工,原名是中岛飞机公司,造轰炸机的。战败后不准日本人造军用飞机,改行造汽车了,富士重工的汽车引擎做得非常好,斯巴鲁也成为了最好的运动型轿车之一。目前,日本的民用企业已具有很高的军工生产水平和竞争力,2004年全球军工一百强在名单中,上榜的日本企业有三菱重工(19)、川崎重工(40)、三菱电机(48)NEC(56)、东芝(91)、小松制作所(100)

  美国国防部认为,日本的半导体技术、机器人技术、光电技术、超导和平面显示等技术已在美国之上,尤其是半导体芯片等技术处于世界最高水平。日本的高新技术在局部战争中已经大显身手。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惯性导航、武器控制、制导、图像显示等多种装备的零部件都是由日本制造的。

  财团机制功不可没

  尽管美国和日本军民结合的程度都很高,但两国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道路。美国十分强调军工生产对民用生产的刺激作用,即“军转民”;而日本则主张优先发展民用生产,寓军工生产于民用生产之中,即“民转军”。

  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认为,商业技术发展将会比军事系统能够提供更加有利可图的机遇,商业发展周期是2-3年,而军事发展周期是5-10,商业技术比军事系统进步的速度更快。因此,日本政府和财团更加强调,民用技术经过适应军事需求的改造,向军工生产系统的“溢入”。日本将“国防工业”定义得非常宽泛,产业链被极大地延长了,而日本独特的财团机制在整合产业链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财团企业之间紧密的协作和配合,使得武器系统的兼容性、稳定性大幅提高,生产成本大大降低,自主化率不断提高,最终体现在产品竞争力上。随着军用民用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军用技术很容易应用于民用技术,军品质量提供的同时,主营业务的民品质量也大大提高。

  同一财团的公司之间,能够进行较为紧密的合作,各个公司在自己分工负责的领域内,可以为其他兄弟公司提供配套产品或较低的价格。如日本邮船就是三菱重工船舶部门的订货大户,三菱电机则为三菱重工提供机电产品,三菱制钢、三菱伸铜、三菱铝业和三菱材料等,则可为三菱的船舶和航空航天部门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三菱银行和东京海上保险等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和特殊保险服务(如航天发射保险)。尼康负责的光学产品、三菱树脂负责的新材料等,对高科技武器而言,均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财团机制表面上看是相互协作,其本质则是对国家经济和产业组织上的计划。日本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产业运行方面重视国内的宏观控制,重视先进技术和知识的广泛传播,重视持续的技术增长,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单纯的以短期产量、销售额、利润和公司增长为标准来衡量一切。这是日本军工产业发展选择“寓军于民”的思想根源。

  日本基于财团机制的“寓军于民”体制解决了“民转军”、“军转民”不灵活的问题,壮大了日本军事的潜在实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长期积累增强了日本军事工业整体竞争力。根据日本研究机构预测,如果允许日本出口军火,日本将控制世界舰艇市场的60%、军用电子市场的40%、军用车辆市场的46%、航天市场的25%-30%

  如今中国军工企业的改革正逐渐朝“军转民”和“民转军”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中航一航和二航等军工集团普遍拥有分散在产业链各个领域的子公司,在为这些子公司引入民间战略合作伙伴的同时,日本财团的产业组织模式也值得借鉴。

  温家宝总理在《让中国的大飞机翱翔蓝天》一文说:“大型飞机重大专项已经立项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制造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飞机。让中国的大飞机飞上蓝天,既是国家的意志,也是全国人民的意志……这项任务需要几届政府、甚至几代人不停顿地进行下去。”

  因此可见,与市场全面接轨并不是指单纯的以财务数据来衡量企业经营的成败,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增强民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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