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式“韬光养晦”与“中国威胁论”的应对之道

2012/3/5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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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题:日本式“韬光养晦”与“中国威胁论”的应对之道 作者:熊玠(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

日本在一九八零年代初叶经济顶盛时期,光芒逼人。除了日货(尤以汽车、电器为然)冲斥美国以及其他各国市场以外,日人还斥巨资到纽约市心脏地带收购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黄金地段。引起美国人的恐惧、反感与强烈反弹。遽而由美政府(联合欧洲)强制施压,逼使日本签订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让日圆大幅升值。虽然这是违背了二战以来国际上政府不干预自由经济与金融的原则,但也达到了美国要迫使日本因其输出价格陡升而挫钝其经济威力之目的。嗣后,日本陷入经济萎靡退缩的“十年困境”(The lost 10 years)。日人对此“冤屈”亦曾大肆宣染。殆至2011年,日本已丧失其原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光环。这是众人俱知的“事实”。孰料1226日网上转来一个名叫芬革顿(Eamonn Fingleton)所作的惊天报导,直称所谓的“十年困境”全是日本人精心虚构的谎言。

有关日人伪装藏奸伎俩之纵横观

芬革顿指出2007年的一项发现,单以日本历年的电力生产量增长率来看,已足证明其“十年困境”是无法成立的。如以人均计算,日本电力生产量增加的速度,在1990年代已超过美国2.7倍。而电力生产量是一个测量经济成长极为公平与中性的准绳;也是国际货币基金(IMF)与世界银行各金融机构所采用作为旁证一个国家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常用基准。

转述这项报导的是MotherJones.com网站署名德儒木(Kevin Drum)的评论员。他提出了一个大家都想问的问题:为什么日本要如此精心设计隐瞒其经济成长真相,甚至于不惜有系统地扯谎﹖唯一可能的答案,即因日本在1980年代的强势经济招引了西方(包括美国与欧洲)的高度警戒、防范、与反制。故而出此日式苦肉计的下策。果然经过1990年代以来,一切以前外来对日本的敌视已大部蒸发,换来的是一片同情与支持。可是,德儒木认为这是日本人用以蒙蔽世人以求达到最终“驾驭”(dominate)世界的策略。他并以这个做为他网上评论的命题(原文请见<http://motherJones.com/kevin-drum/2011/12/japan-secret-dominate-world>)

说到此,令我忆及在2001年访日本时,承蒙时任中国驻东京大使馆商务参事唐淳风供给我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在检验了日本若干主要经济指标后,得出同样的结论,即日本的自我唱衰,是刻意误导外人的编剧。这个结论可由以下几个数据得出:

(1)尽管日本哭穷,但根据日本财务省鲜为人知的统计,日本的海外资产在2000年底高达美金1.2兆圆;占全世界海外资产总额的百分之二十。

(2)日本海外生产的利润,总共为美金220.6亿(1999数据),而且仍在增长中。

(3)日本国内所有银行的居民存款,总额达美金7.75兆。

(4)虽然官方公布的全国失业率是5.1%(2,000),但实际的失业率,如果在除掉以下各种数据的话,应该是1.59%

(a)大学毕业生在填写求职表格以后,已被录取而进入了研究院深造;

(b)家庭主妇因担心丈夫可能失业而作了求职的登记;(c)提早退休的人员登记申请第二春的职业,也被排在失业之列;

(d)目前在职人员,为了安全起见,登记申请新的就业机会。

除此以外,下岗人员中很多都是日本公司的海外雇员。唐淳风调查了77,000下岗人员,发现其中37,000为海外雇员,仅40,000是国内的日本人。

(5)关于日本经济成长率,官方1999数据是-0.2%的负成长;而实际却是+1.4%。官方对2,000年成长的预估是0.6%;实际则是1.2%,即官方数据的两倍。

唐淳风的报告中也提出同样的质问:为什么日本官方数据与事实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他的答案是:官方的唱衰诉苦是蓄意的,为的是两个原因:(1)籍以唤起日本人的经济民族主义(以刺激全国再一次总动员来应付<广场协议>带来的危机)(2)更是为了诉求西方(尤其是美国)<广场协议>后能高抬贵手、网开一面;不要赶尽杀绝。

我承认,在当年(2001)看到唐淳风报告时,我对他的工作认真至为敬佩;但对他所提出的日本自我唱衰的理由,难免信疑参半(当然这也是科学研究应持的态度)。而今十年以后,见到以上芬革顿的分析报导,顿觉唐淳风的立论可靠度倍增。而德儒木对日本虚构“十年困境”动机之分析,完全符合唐淳风十年前所推断的。唯一不同的是唐淳风在十年前已洞察机先。其他人堪称后知后觉而已。

日本如此做法,无异是一种为了应付四面敌视的日式“韬光养晦”。它那种以欺骗扯谎的方式进行,不足我们模仿。但在今日几乎全世界(由于美国教唆)均在堤防中国之再起,而在中国面临“中国威胁论”的四面楚歌情况下,日人如此“韬光养晦”的用意与苦衷,不能不说给予我们相当的启发:第一,连日本当初的经济过于兴旺都会导致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忌讳、防范、甚至破坏,何况今日已超过日本的(社会主义)中国﹖第二,日本装聋作哑的办法,虽然一时可蒙蔽世人,但一旦被戳穿了,非但一文不值,更为人所不齿。那么,中国应该如何作法方是有效而又得体﹖

“中国威胁论”的来由与发展

在国际政治学科中最具影响力的,迄今仍属实力派(realist)的立论与教诲。在学术界如此,而在政府专司外交的专家,也不例外。简言之,按照实力派的学说,(1)国际安全的威胁,莫过于来自未被均衡抵制的强权。由此引出第(2)点,即任何新兴强权(国家)均构成国际安全的威胁。实力派理论的基础,是国际社会自十七世纪形成以来的沥沥实例,譬如:

(1)得工业革命之先机而崛起的英国----建立了一个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国;

(2)拿破仑的法国,继1789大革命之后民族主义高涨而崛起,带来欧洲20年的争战(1796-1815)

(3)明治维新以后而抬头的日本--给中国与亚洲带来两次侵略(1894的甲午战争,以及1921-1945侵华与席卷东南亚的暴行;珍珠港事变后并将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

(4)日尔曼民族统一以后的德国--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及1939-1945)

(5)斯达林捏造出来的苏联,给世界带来了40多年的冷战(1947-1990)

(6)二战后的美国--成为自我册封的“世界员警”之外,还趁苏联崩溃的1989年底在没有另一超强国牵制下,老布什总统传令美军入侵主权国家巴拿马、将其总统诺日野尬(Noriega)俘虏回美国受审,并判108年徒刑;另在小布什总统任内美军先后于20022003年攻袭阿富汗与伊拉克,等等。

这些实例一再之发生证明了:一个强权在没有均衡与有效牵制的状况下,一概会成为侵略者、或是为所欲为的霸权。有了这些实例为证,难怪笃信实力派的学者与决策人士会坚信中国的“崛起”将给世界秩序带来新的威胁。是以“中国威胁论”不胫而走。

其实“中国威胁论”的由来,可追溯自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美国认为它是斯达林共产帝国之延伸,故必须防范围堵,拒绝给予外交承认以及联合国的席次;并企求用外交孤立达到“加速中共政权结束”之目的(国务卿杜勒斯之豪语)。而在美国正寻找更有效制衡苏联办法之际,中苏发生了1969珍宝岛之役,遂令美国决策人终于相信了中苏交恶不是骗美国而演的双簧。尼克森总统决定拉拢敌人的敌人以对付自己的敌人。乃有他1972到中国的破冰之旅,奠定了中国在美国对抗苏联斗争中具有战略价值(简称“中国卡”)之肇始。可是在1990以后,由于苏联崩溃瓦解,“中国卡”之意义旋即消失。1996年春由于台湾海峡危机,美国在国会授意下决定派遣两艘航母战斗群驶往台湾海峡以示对台湾声援。未想到当第一艘<独立>号先抵达台湾海峡时,几乎引起与中国海军一场热战。亏得美方悬崖勒马立即撤退,方避免了一次无谓的中美大战。

虽然这次事件促使了克林顿总统次年在就职连任后宣布美国将对中国进行“全面接触”之政策,但媒体与国会右翼对中国“威胁”的反弹,甚嚣尘上。华盛顿的“蓝队”(Blue Team,包括若干国会议员、他们的助理、退休的情报官员、智库、保守专栏作家、以及少数学者等),开始制造反华舆论。向来保守的《华盛顿时报》一位记者格尔茨(Bill Gertz)1999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攻击克林顿总统媚华政策出卖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他在次年出版的第二本书,更乾脆命题为《正视中国威胁》(The China Threat)。此书在论调上,响应了另外一本在1997出版的书。那是由一位美国记者(Richrd Bernstein)与一位加拿大记者(Ross Munro)合写的;书名很露骨地叫《摆在面前的〔美国与中国〕的冲突》。他们并援引了杭庭顿(Samuel Huntington)教授《文明冲突》经典作的论点,认为中国和欧洲以及日本都不一样;因为中国与美国间的冲突是由于文化(文明)上的基本不相容。

另外,1998年曾发生美国司法部莫须有地控诉华裔李文和在其任职的洛杉矶阿拉莫斯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盗窃国家核武机密一案。引起国会考克思委员会提出指控中国在美安插偷窃核武秘密侦探之报告。一时造成风声鹤泪反华情绪。

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威胁论”除了以前地缘政治上的意义(即造成传统国防安全上的威胁)以外,更加上了一层地缘经济的涵义。这与中国自1979以来的快速成长有关。世界银行一项报告,估计中国于2050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另外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则认为早在那以前30(2020)中国的GDP已将是世界之最。直属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家情报委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2005年拟就了一份预测2020的报告;据称是根据在全球五大洲30个国家访问了1,000个民间专家而得来的结论,称在2020年中国与印度将成为世界“主要强权”(Major Powers)。虽对印度轻描淡写,但对中国则强调它在2020GDP将超越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除美国以外)。华尔街的高盛投资公司也同意如此观点,唯将其日期再推前到2017年。一时大家瞩目的问题是:既然如此,中国会不会构成一个地缘经济的威胁。美国国会研究室(CRS)2007的一项报告,对此作了答覆。该报告开宗明义就宣称“中国在短短28年内已成为一主要经济大国……可望在十年以后将跻身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该报告用其素来中性措辞对中国会否构成地缘经济的威胁,作了以下克制婉转的评语:“有人忧虑中国将于数年内替代美国而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的贸易国;再于20年后拥有世界上第一大的经济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崛起就是美国相对的没落”。

在这份CRS报导提出的前两年(2005),〈中国海外石油公司〉与美国第八大的石油公司(UNOCAL)达到初步协议,中方愿以美金185亿收购美方公司。孰料最后美国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加以反对,逼使中方退出。纽约时报当时(200584)社论的反应是:“这次是国会讨伐中国大将(China-bashers)的胜利。但这个胜利只是将中国由一个新兴的超强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敌国……但是,并不表示美国国会可以阻挡中国走向伊朗、苏丹、甚至缅甸等其他的石油资源”。相反地,那份CRS2007的报告,等于为国会该次举动作了一个打圆场的脚注;因为中国之“崛起”,对美国经济安全将造成地缘经济的威胁。

因应“中国威胁论”必须有一整套办法

由以上种种迹象看来,中国现今被外国围剿的困境,远超过日本在1980年代所面临来自美国与欧洲(因恐惧日本经济威胁而带来)的敌视。虽然我们不能学日本的以欺诈藏奸手法诱使别人不再对自己虎视耽耽,但我们必须以君子坦荡大道提出回应与反制。除了回归邓公小平当年教导的“韬光养晦”以外,最好的对策恐仍是以攻为守。必须从驳斥摧毁“中国威胁论”的立论基础开始;再以事实验证其主张之牵强无稽,不适用于中国之兴起。前面我们看见自现代国际社会形成的17世纪以来,凡是第一次崛起的“暴发户”全是有侵略扩张与掠夺欺凌他国的记录。但是,我们须强调:中国不是第一次崛起,而是第二次的兴起;也可说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被帝国主义蹂躏了一百五十年后的再度复兴。所以,中国之复兴绝不能和第一次崛起的“暴发户”相提并论。

中国复兴和所有第一次崛起之“暴发户”例子有异

中国在西元7131820间的一千多年(即由唐朝开元盛世到鸦片战争前20),如以GDP计算,曾是世界上最大的超强国(见下)。现今的第二次再起与别人第一次崛起之间,并非时间的差别而已。二者在观念上及表现上的差异,极其重要。正如侵略绝没有“善意的侵略”一样,别人绝不可能接受“和平崛起”之说法的。但如能有证据支持我们的确是第二次再起,其意义则将完全不同。

中国人惭愧,连自己都拿不出有关中国前一次兴起的数据。我这个结论,是根据国外的资料比较研究得来。按照这些资料,我发现于713-1820这一千多年间中国的GDP比全部欧洲GDP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大。单说在1820年中国的GDP是美金2,286亿(折合成199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而同年西欧与东欧加起来GDP的总和不过美金1,847亿(同样计算方法)。可是到1840(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GDP开始萎缩;在1870则已降至美金1,897.40亿。而英国因来自在中国倾销鸦片的收入它的GDP陡然上升。譬如在1820时,英国的GDP仅为美金362.32亿;可是到1870则已升至美金1,001.8亿。全部欧洲的GDP总值,也因而升到4,176亿。这些资料,主要是根据英国的经济历史学家麦迪孙(Angus Maddison)所收集保存的数据(请见2007 Angus Maddison出版的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3 A.D: Essays in Macro-Economic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379的表A-4)再加其他记载(譬如Gunder Andre Frank, Kishore Mahbubani EricJones)作为旁证。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第一次兴起的一千多年间,并没有类似西方“暴发户”的恶迹。如只是我们自己历史没有记载中国侵略邻国的史迹,也许还会有人说是中国的隐瞒。可是,如在中国边缘邻邦的历史也查不出有中国侵略的记载,那就不同了。它们没有记载,意味就是不曾发生。其理自明。

另外,郑和在1405-1433间的七下西洋,就发生在这第一次中国兴起的一千年中。郑和统领了250艘大型船鉴,27,000随员(包括士兵、医护人员、火头军等)。据美国Edward Dreyer 2007出版的研究,郑和的船鉴比世界海军史上吓吓有名的西班牙于一百多年后(1588)派去打英国的“无敌舰队”船舰还要大﹗我们自己的资料仅告诉我们说郑和的船队,经过越南、其他东南亚各点、再到锡兰、印度、阿拉伯、远达非洲东部。但根据英国的一位研究航海历史的前潜水艇艇长Gavin Menies的发掘,郑和早在1421年即已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比哥伦布早71年。可是与哥伦布不一样的是,郑和没有宣告美洲新大陆是他发现、因而中国对它拥有主权。这一点,足足表明了中国纵使在它前第一次崛起也和西方(与日本)崛起的“暴发户”表现毫不相同。这毫无疑问的证实了中国没有侵占他人土地与奴隶他人的胃口与野心。

虽然我们在中文资料上找不出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用意与动机,但根据其他外人的研究(包括Gunder Andre FrankHamashita),郑和的功绩建立在相关的两方面:其一,巩固了中国同欧洲与非洲“丝绸之路”的国际市场;其二,将那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制度”带到了印度洋以西的地带。其实这个“朝贡制度”,用现代语言来说,是由不同依附和景仰中国的邦国所组成的一个国际关系(包括贸易)的体系。它有别于西方(主要是欧洲)1648“威斯法里亚”和会以后形成的国际社会。

韩裔美国教授康大卫(David Kang)曾将西方<威斯法里亚>的国际关系体系和那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体系作了一个横跨六世纪(1419世纪)的比较。他发现两个显明的差异:在前者(即以欧洲为中心的体系),第一,国与国间虽有表面上主权观念的平等;但实际上并不平等。第二,该体系中成员彼此间的争战较为频繁。相反地,在东方“朝贡制度”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中,虽然个别成员与中国国势(与文化)相比均皆落后许多,朝贡国(vassals,或称secondary states,“次要国”)与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之间,表面上似无平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另外就是在这个东方的体系中,六个世纪下来,战争的实例少于西方体系诸多。他这个发现间接证明了以下两点,均与国际关系理论有关:

(1)在东方以中国为首的“朝贡制度”体系,由于国势分配悬殊较大而更显明,较弱成员(secondary states,次要成员)的表现,并没有像西方体系中“次要成员”那样用联合行动来均衡抵制首号强权(霸主)之倾向,而是以“礼让”后者的做法来照顾自己的安全。在西方次要成员结盟以抗衡霸主的做法,在英文叫balance of power(权力均衡);而在东方次要成员对宗主国的做法,叫bandwagoning(姑且译成“礼让”)。

(2)中国也习惯了这种国势悬殊鲜明的体系以及较弱成员必须“礼让”首号强权的传统。对此点,我要指出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的注释已期望了“礼让”的行为:“唯仁者为能以大事小,事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唯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

这第二点,极为重要。因为它预期(同时也解释了)中国再次抬头与兴起的对外表现:首先,它不会有抗衡抵制美国(目前的霸主)的渴望;其次,它可以接受以“礼让”方式解决国际上的冲突与权势之争。除理论以外,在实际行动与表现上,无论在召开六国会议解决朝鲜问题,或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利比亚、伊朗诸问题的投票上,中国“礼让”的表现,已足以明证它没有像苏联那样抗衡与削挫美国锐气的锋头。何况还有古人“以大事小”的教诲与实例。所以,美国没有理由要忧虑中国的再起。

综合以上各节,我们可以归纳成以下的一个结论:中国既然在它第一次兴起的一千多年间都证明了它没有侵略与欺凌掠夺他国之恶迹,那么在它第二次再起是否会有相反之行为与表现,绝对不是任何人单以“中国威胁论”的直觉口号即可下结论的。以上所言各节已足证明“中国威胁论”基础大大动摇,是无法成立的。

中国第二次再起不会搞“新殖民主义”

美国因恐惧莫须有的“中国威胁论”企图拉拢第三世界联合反抗中国。国务卿喜拉蕊在非洲访问时处心积虑地指控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勾当。为了应付这种无谓攻击,我认为中国须毫不保留地召示天下:中国第二次再起的另一重意义,即由于它在复兴以前一百五十年饱受帝国主义(包括殖民主义)欺凌的痛苦经验,深知国际上必须推行“正义”(社会正义)。这种经验决定了中国在它再起时要在国际上争取正义的坚定立场。这不是空谈,可由一件往事预期这个立场的可靠性。在1944年中国参与起草未来的联合国宪章时,草案的第二条第三款并没有“正义”一词。原来的条文是:“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后经中国政府指出国际争端的解决可能是强权的旨义横加诸于弱者的结果。似此不能照顾到“正义”的解决方案,一则不公允;二则不能保证它带来永久的解决。这个信念是中国深受国际上没有正义的痛苦体会而来。最后中国的建议被接纳加入宪章定案的文字。所以现在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三款的全文终于在“和平与安全”之后加入了“正义”(justice)一词。由这点可预期中国再起后,它所冀求的,不是霸权,而是世界正义(社会正义)的伸张,用以代替历来国际间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沙文主义。这是西方笃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士无法理解与置信的。为了证实中国言行一致,有几个最近的数据中国应该大肆喧嚷:

譬如:

(1)中国在2008-2010年间向第三世界的贷款,总数达1,100亿美元,比世界银行向第三世界的贷款总额还高。

  (2)中国在2000-2009对非洲35个国家自动取消(饶恕)312项债务,总数额达189亿人民币;这35个国家包括毫无资源可言的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譬如狮子山、津巴步威等。

  (3)中国在2011年除了援助46个发展中的国家外,还向国际货币基金(IMF)捐出了500亿美元,指明是交由IMF为了援助落后国家所用,无论它们对中国是否有资源提供。

  (4)中国还斥巨资帮助落后国家建造它们的基础建设(譬如铁路、公路、桥梁等);并且投资与免费教导诸如苏丹一类国家如何开采它们的天然资源并销售到国际市场,等等。

  中国作了这么多的扶贫济弱的善事,均足证实中国再度兴起,不是搞“新殖民主义”,而是一个推进社会正义的积极力量。何况这对现存工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也有实质贡献。譬如苏丹这类有资源而不知如何开采的国家,一旦由中国投资并免费教导它们如何开采资源并推销到国际市场,等于是对那需要这些资源的工业国家提供了看不见的服务。中国大肆对国际上如此明确宣告它自己推行社会正义已作的努力,也是我所谓“以攻代守”来反击“中国威胁论”的办法之一。

  须警惕美国在中国邻邦以“中国威胁论”挑拨离间

  美国国务卿喜拉蕊于20107月代表美国以东协国(东盟)十个“对话伙伴”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东协国的区域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在河内召开的年会。她趁这个机会毫不含混地影射中国对东南亚的威胁,而且表示美国愿意扮演调停的角色。虽然她仅说美国的兴趣(利益)只在维护公海航行自由权,但她的话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是无可否认的。这可以从比较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在她说话后一年对南海与中国的强悍表现明晰看出。譬如越南的副国防部长在20108月访问北京时曾特别声明越南绝对(请注意他说的是“绝对”)不会与美国结盟来反中。而且期望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在东南亚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这可说是代表亚太地区国家一般的看法。可是到了第二年(2011)则大有改变。除了越南在69日南海撞船事件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凶狠态度以外,还有612日在首都河内再次举行二周以来的反华示威;并有数百人在胡志明市的中国领事馆附近举行了类似的抗议。接着在613日晚越南海军在海翁岛水域举行了九小时的实弹军演。同时越南国防部长对外证实越南向俄罗斯购买6636型“基洛”级(Kilo class)柴电潜艇,等等。另外,菲律宾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批准国家在纽约613-17日的第21次会议,发言时暗示中国(在南海)不遵循现代国际法的规定;而且把南海改名为“西菲律宾海”,并举行双边联合军事演习。

  澳大利亚对美中的态度在2011年也有很大的转变。犹忆在2009年三月国务卿喜拉蕊访问澳大利亚时,该国的外长公开表示澳大利亚不准备与美国连手对付中国。可是在201111月美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澳洲时,宣布与该国达成美国派遣2,500海战队员驻扎澳大利亚的协议。

  这以上东南亚与澳洲的种种改变,都是由于美国假“中国威胁论”恐吓、离间成功而来。

  如何应对与反制美国离间中国邻邦之企图

  对以上美国离间的效果,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必须拿出勇气与决心来应付。

  首先我们要拆穿美国宣称它的兴趣(利益)只在保持公海航行权、而不是孤立与打击中国。我们须正告美国纵使在南海争执未解决以前,美国绝对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中国会剥夺美国(或任何他国)在南海的航行权。第一,中国与其他主体(包括台湾)有关南海之争,是主权的问题。和航行权毫无关系。第二,美国绝不可仅拿200141日中美在海南岛附近海域(中国的专属经济区)的撞机事件来概括咬定中国不尊重他国有航海自由权。我们须慎重解释有两大点美国必须认识:

  第一,现代国际法虽然规定各国船只与飞机在公海与通过他国海峡与领海(以及专属经济区)时享有航行权,但它也规定必须符合以下三条件:(1)使用必须和平;(2)必须是“无邪通过”(innocent passage)(3)必须“适当照顾”(show due regard)到海岸国的权益。

  第二,中国2001年之反对美国EP-3E侦察机飞入中国的专属经济区,是因为美国这架飞机是在对中国(海岸国)执行侦探任务,它既不符合“和平使用”的要求,又非“无邪通过”;更没有“适当照顾”到中国的权益。所以,美国(或任何国)都不应将那次撞机事件解释成中国不尊重别国的航行权。因此,南海尽管有争执,那是主权的争执。无论中国对南海主权的立场如何,并不表示中国不尊重别国(包括外来国家)在南海的航行权。如中国如此慎重宣告,则美国既无理由担心它的航海(航空)权被中国剥夺;也无法以这个藉口来离间中国的邻邦。

  其他缴械“中国威胁论”的办法与作风

  因篇幅关系,在很多可以淡化并缴械“中国威胁论”的办法与作风中,我只想提出两个例子:一个是做法,一个是作风。

  第一,中国必须提醒美国(与全世界)如果中国真的要与美国争霸,那么一定会大力发展军备;中国的国防预算一定会很高。可是事实上,中国的国防预算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美国花在国防预算的经费,占全世界所有军费总和的42.8%;中国则只占7.5%;以GDP的百分比计算,美国的军费占其GDP4.7%;中国的军费只占GDP2.25%。虽然这些数据在美国与其他外国智库的统计(譬如英国的The Military Balance,瑞典的SRPRI)均能找到,但一般人不太知道的,是中国的计算方式与美国大有不同。譬如中国沿用了前苏联的制度,把军队的勤务员、护士、运输员等在美国算是非战斗人员的开支,统统列入常规国防预算。所以,如果把这部份剔开,中国真正花在纯军事的开销,在比率上较美国更少了。因此,中国应该把这些事实(包括以上的中美军费的悬殊,以及中国的计算方法与美国不同)明确公布于世。这种做法,不能看作泄露国家机密。而应当看作是淡化“中国威胁论”的做法,甚至是对它“缴械”的武器。

  第二,中国应该避免任何足以被美国检来用作“证明”中国解放军“蠢动”(assertive)与“挑舋”(provocative)作风的口实。

  结束语

  以上所谈有关中国不是第一次“崛起”以及如何对付

  “中国威胁论”各节,取材自本人写就第21(英文)书籍的最后两章。该书全名为China into Its Second Rise : Myths, Puzzles, Paradoxes, and Challenge to Theory(暂译“中国第二次再起:诡秘、困惑、悖论、与对[西方]理论的挑战”)。全书的用意是要暴露西方对中国瞭解中的诡秘、困惑以及悖论;并强调中国之再兴以其说是对世界秩序的威胁,不如说是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威胁。将于20124月由星加坡的〈世界科学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出版。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22月号,总第1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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