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一?

2011/12/1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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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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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能,我们不能?

    日本,这个蕞尔岛国,忽然从没没无闻的历史舞台幕后,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窜上了台面,并且成为亚洲唯一的世界性的二等强国。更在二十世纪末叶,迅速从战败国的灰烬中,重建、复原、振兴、一跃为经济强权,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之一。

    日本的突然崛起,令西方人跌破眼镜;同时引起“黄祸”再临的恐惧。日本,这头曾经是军事巨兽,令它爱好和平的邻国,惨遭蹂躏;也让横行百余年的西方各国吃尽苦头。占领军尚未撤出,胜利的狂欢情绪尚未消失,日本已经从军事巨兽摇身一变,而成为威胁世界的经济巨兽。

    日本必将在未来的世纪,扮演重要的角色。究竟是怎样的角色?对人类是福是祸?必是人人所至为关心的问题。

    《日本第一》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佛格尔(EZRA F VOGEL)称道,日本是世界第一强国。日本的国土面积只及美国的蒙他州的大小,几乎不产原料,工业原料的百分之九十五仰赖进口;又多天灾、地震、飓风、海啸、不断肆虐。人口稠密,食物缺乏,实在可算是赤贫的国家。但却能在短短的一百多年中,频频作出令人惊奇的事情。一八五三年,日本被迫开放门户;一八五八年,又被迫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

    但也在这同时,日本实行现代化,开始了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各个领域,全盘西化。果然成就不凡。先是在军事上一鸣惊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击溃了军力占优势的中国,继而日俄战争中,胜过了西方强权之一的俄国,为西方之外的唯一可以与列强抗衡亚洲国家。令西方世界刮目相看。并且摆脱了列强的军事控制。怎能不让西方世界大兴“黄祸”重临的恐惧。

    在经济上,明治维新后的二十年间,工业化转型成功,以高品质逐出洋货,而不必采用排外运动的形式。一九零零年以后,更进一步向国外拓展市场。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仅仅二十几年的工夫,就从废墟中重建,一跃为第一经济大国,国民总生产毛额已超前德国,以及前苏联,仅次于美国,但日本人口一亿一千五百万,是美国的一半,按人口平均值,日本已经是世界第一了。这就更令人惊奇了。认为是“非西方国家中唯一现代化成功的国家”。

    美国的学者拟定了一套现代化的理论基准,即知识普及,高度都市化,较高所得,社会流动等来衡量日本,无疑是成功的。尤其在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处理罪行、城市解体、失业、通货膨胀、政府赤字等难题上,日本都能迅速渡过难关,而美国则不然。这更使老美惴惴不安。

    NBC电视台专题报道“IF JAPAN CAN WHY CANT WE?”(如果日本能,为何我们不能?)的主持人说:“什么是殖民地?殖民地的定意是输出原料,输入工业成品。”在这个定义下,美国已经不折不扣的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因为美国到处充满了日本货。这是危言耸听吗?给骄傲自大的美国人当头一棒。

    日本获得成功的原因何在呢?这不仅是西方学者的注意焦点,更是开发中国家注意的焦点。尤其是与日本有相同儒家背景的亚洲四小龙特兴味。日本能,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应该说:“日本能,我们也能。”

    日本成功的事实,除了以上的基准,美国学者还提出了传统与现代衔接的问题。即是传统因素的转化。例如,德川时代“家”的意识转化为现代化“公司”的集体意识,有利于公司的经营。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会转化为神风特攻队式的为国效忠;也转化为对“公司”的效忠。这是西方所无的。却为儒家文化背景的国家所共有。中国在清末实行自强运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失败的,却为日本转化成功。中国人怎能不为之气结?又为之欣慰?有日本成功的先例,我们是儒家的嫡传,岂不更应获得更大的成功?哪能让旁系的日本专美于前?于是掀起了一阵日本热,受了一百多年窝囊气的懦家学者,终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吐出了一口憋了一百多年的闷气。新加坡、香港、台湾、固然重新提倡儒学,就连连年狠批儒家,领导人甚至曾向日本道歉,不该把儒学传给日本的中共,也对儒家松绑,邀请海外的新儒家回国讲学,优礼有加。这种前后矛盾的尴尬处境,还不是为了国家前途,殊可同情。大家都准备以儒学正宗的姿态,来接掌二十一世纪。

    同样的封建专制,同样的文化背景,同样的实施自强(即西化)运动,为什么中国失败了,而日本却能成功呢?这是最令中国人困惑的问题。

 

二、日本崛起的原因

    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有段关于日本的文字,虽然主题是谈的“锁国”与“开国”的关系,但却可供我们思考:

    明治天皇亲政后……承认西方一切都优于日本。因此,采取西方的措施又名“文明开化”……产生了一个逆流。农村出生的少壮派军人承认:只有农村的乡土精神,全国上下一心的共同体形态,天皇制度以及武士道精神,才能真正表达日本的“民族魂”……“大和精神”,超越世界上任何文明,有将全人类从赤白二色帝国主义支配下的“现代”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在这种“救世主国家”的狂热症下……军人内阁,号称“昭和维新”……将外界当作了仇视的对象。……但是,当日本在第二次大战中被击败后,这个钟摆却摆回至“洋大人”的方向。在被美军占领时期,日本人视麦克阿瑟将军为天神,在他的统治下,极尽恭顺之能事……。日本“克服现代”的矛头,乃指向被“赤白二色帝国主义”支配的外在世界,其表现形式则为自身的对外扩张主义。(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443--446页)。

    这段文字,有两点值得注意:日本之所以获得成功是:

    (一)真的以为自己不如人。只有肯接受事实,面对事实的人,才会谦虚的向人学习。日本人对于英美各国出版的新书,隔日就有译本出版,如大火燎原,即刻印入国民的心中和头脑之中(联合报周贤颂)。说明日本人普遍存有向西方学习的心态。有人说,日本虽是单一民族,却积极从外国吸取各种文化与制度,而凝聚成一种特殊的合金文化。

    (二)认为日本的“大和精神”超越世界上任何文明,有将全人类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这种狂热促成了向外侵略的扩张主义。使全国人民团结在这个使命之下,献出一切力量,而能达致惊人的效果。

    以上两种相反的力量,相互激荡,而创造了日本复兴的奇迹。且带有侵略野心(先是军事,后是经济),令人疑惧不安。除此以外,还有:

    (三)是日本的危机意识,日本天灾既多,土地狭小,资源贫乏,经不起任何打击。只能源一项,一旦来源断绝,便使全国陷入瘫痪。生活在这种环境的人民,怎能不战战兢兢的拼命苦干,奋斗图存呢。孟子说:“国无强邻者恒亡”,而日本除了中、俄强邻,还有来自自然灾害的大敌,随时威胁着生命财产的安全。逼着走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道路。恰如孟子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四)战败后的“同仇敌忾”心理,颜元叔在《日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一文中说:

    东方人对西方人而言,永远是所谓的INSCRUTABLE(难以捉摸)。就我个人来看,日本人今天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恐怕与战后全国民心之“同仇敌忾”,“发愤图强”有关,就是要争一口气。大战之前,日本民心原来就相当团结,据说东京两个黄包车夫在路上相撞,放下车来,各自互陪不是。这里面就有点儿大家为国珍重的味道。总之,原子弹轰垮日本,显然只轰垮了日本的战力,没有轰垮它的民心;而民心在失败的激励下,反更团结,更奋发,更是互勉珍重。我猜想日本人的经济成就之后,就是这一股精神,这一团气志在推动。岛国之民,虽然失之于湫隘,携手共进的兄弟情谊,大概是蛮充沛的(中国时报)。

    (五)由于过去接受外来文明的成功经验:汤恩比在《汤恩比眼中的东方世界》序言中说:

    东亚历史文化上的统一,乃中国文化向东亚邻近诸国幅射的产物。中国文化具有吸引力,而诸邻则善于接受……。日本,其文化仍源自中国……演变得与中国文化形态迥然不同,竟形成一种日本特有的创作。

    日本将中国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改变为近乎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佛教是日本流行的宗教,其形态则与中国或印度皆有不同。明治维新以前的文学系日本的独创。可是有些自中国输入的文化,如禅宗及日本封建制度最后阶段中,仍为日本军人所采纳的儒家哲学(以理学的方式),依然保持其本来的面貌。

    十九世纪……再度采纳并改变外来文化……日本人曾经接受外来文明,也得心应手地予以改变,以适应其生活方式,所以一有机会,便毅然再来一次。

    (六)由于没有中国“定于一尊”的思想禁锢,在较自由的风气下,容易使西方文明,在日本着地生根。

    日本古代也是以神权帝制统治天下,使民智不开,思想偏执,和中国一样。但到了中古武人执政,就逐渐的打破了皇权独霸的结构,虚位的皇帝,虽然至尊,但并不最强。军人最强,但并不至尊。胸中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在活动,自然就不会被僵固在一端。于是人的思想意识就有了自由活动的空间。这样,推崇神政的思想,武力压制的思想,和两者夹杂着的思想,三种思想虽有强弱之分,但是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然的风气,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迥然不同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想是贫乏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复杂的人,迷信就会消除,但不容易信基督。

    因为有两种力量的平衡,不至于把皇帝或将军视作非人天神。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日本的偶然幸运……。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三、“黄祸”将再起?

    以上是就日本吸收外来文明达到现代化成功的一面,及其促使成功的原因。但日本真的就那么成功,真的就是世界第一了吗?连《日本第一》的著者伏格尔都承认日本并“不是乌托邦,每个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她们多少也有一些。”“有些人会说我只透过玫瑰色的镜片看日本,把一切都看得太乐观;只会看和谐的一面,却不看冲突的一面,往往只想到特权阶级,很少注视境遇不佳的团体;只关心效率,却不关心民主,低估向另一种文化学习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且对美国缺乏信心。”

    我们还是看看日本学者的看法吧,他们一定以本国既有的成就而感到沾沾自喜吧?不,不,不!他们认为日本的现代化并不成功,因为在日本现代化历程中,民主,和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并不算彻底,这是将日本导向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最大缘由。意谓民主化是指个体的独立与自主而说的;个体不成熟,不自立,不自主,还谈什么民主,还谈什么自由?像现在那样,个体沉没在群体意识中,随流浮沉。能算是民主吗?民主,必是先有了成熟的自我,而后再独立自主的。自觉地参与群体。

    电视画面播出日本工人在休息的时候,一起从工作台上站起来,配合着音乐节奏做健身操。手舞足蹈,一如幼稚园的小孩子那样的天真无知,没有主见,没有个性,毫无自觉地任人摆布。究竟这些经济动物心里在想些什么?他们是不是一具具人肉机器?还是一群理头苦干的蚂蚁?在生产线上不停地工作,产生出各色各样的精美成品,来换得一日三餐的温饱。真叫西方观众看来匪夷所思。

    又仿佛在机场、旅馆、看到一群群,一队队的日本旅客,排列整齐的跟在手持小旗的导游后面,比幼稚园的学生还乖得多。你所看到的是服从,是纪律。而不是一个具有个性的自我。这是不是就是“武士道精神”转化而成的“誓死效忠”呢?我仿佛看到了“神风赶死队”又借尸还魂了,“大和魂”精灵不散,一旦把他们武装起来,投入战争,那还得了?……真是悚然心惊,不敢再想下去。

    所以当西方学者提到儒家效忠(其实是愚忠)精神对日本现代化的贡献时,日本学者持相反的看法,认为这是封建积习,不足为法。日本学者担心的是会不会重蹈法西斯的浩劫?为避免浩劫重临,他们不得不对过去一百多年做总体的检讨与反省,不能被外表的繁荣所眩惑。因为过去的飞速成长,非但不能保障努力的成果,反而造成了法西斯式的扩张主义,弄得玉石俱焚,战败的景象犹新,怎能不记取教训?

    (日本学者所担心的,避之唯恐不及的精神素质,却是孔门传津津乐道的引以为荣的话题。完全忘了二次大战以前被这些海外的儒学外道所反噬,孔学嫡系差点要向天皇效忠,三呼万岁了。又忘了义和团的暴民和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了,不都是得拜愚忠所赐吗?)

    伏格尔也提到一些警告,日本的每项成功的里面,也都有它的失败,例如在国民住宅,高自杀率,女权,族种歧视,和老人政治等方面的失败。又如领导经验的差别足以瓦解创造力,利益的结合常常忽略了弱小份子;个体在团体中丧失自我。

    还有,填鸭式的教育,被动的国民性,都会使国民削弱,难以成长;没有健康成熟的个体,怎可能有健康成熟的集体和国家?没有个体自由,哪里谈得到道德?所以金权政治和贪污普遍。

    权威式的管教方式,产生权威式的性格。权威式的性格,难以与人沟通;不能与人沟通,人际关系不好;人际关系不好,不会快乐。报载日本青少年和父亲根本没有沟通。赚再多的钱,也买不来幸福,活着不快乐,钱多有何用?

    权威的人格,产生权威政治,正是民族的大敌。西方学者认为日本没有罢工,没有罢课,没有全输的选举(选者均分政治利益,其实是分赃式),党与党之间,用沟通协调,很少对立,便以为是成功的民主。这都是表象之见。民主政治必须奠基于人民,人民的自主性没建立,怎可能有成功的民主。

    女权受压抑,种族有歧视,是不平等,没有平等,怎能谈法制?

    他律而被动性的人格,虽然不敢犯罪(?),但也建立不起积极的道德生活。所以日本男子到海外旅游,多为放纵情欲的狎邪游。日本商人用不正当的方法获取暴利;日本外交官用贿赂方法达到外交利益(例如以厚利诱使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卖国条款等,类似情节在中日外交史上,不胜枚举),这些还是暗中谋取,有时更是公然出兵,大肆侵略。而手段之残忍,中国人感同身受,南京大屠杀只是一种典型。以活人试验化学武器,对中国妇孺奸掳烧杀,比野兽更可怕。今天则以经济扩张形式,取代军事扩张形式而已。其侵略本质并无改变。

    汤恩比曾在英文日本时报上,劝日本人不要一切唯利是图,警告他们不要变成经济野兽。但野兽岂能听懂人言,哪会接受历史学家的忠告?不是更加嚣张,成了国际经济的洪水猛兽?

    侵略战争以来,日本一直不肯认错,并屡次企图篡改历史。这是道德的表现吗?

    未来学家预警二十一世纪日本必然武装成为军事强国,那时不知道会闯下什么滔天大祸来。

    暴力、金钱、知识是权力竞技场上的三种形式,在第三波资讯时代的浪潮中,日本已经部分领先欧美,这是何等可怕!

    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TSTA VICO 1668--1744)在他的著作《新科学》中曾说到日本:天皇曾信奉一种凶恶可怕的宗教,其中一些凶恶的神,带着全幅致命的武器。他还保留着不少的野蛮英雄时代的本性。到过那里传教的神父们报告说,他们在劝日本人民信基督教所碰到的极大困难就在于无法说服贵族们,使他们相信贵族和平民在人性上是平等的。似乎更能说明日本的民族性。

    挽救日本这头巨兽不至为害人类,除非藉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改变生命,有了神的爱,才可化暴戾为祥和,转破坏为建设,由为害人类的毒蛇猛兽,变成造福人类的福音天使。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作者不敢乐观。真是为日本担忧。

    除非日本变成使世界蒙福的国家,日本不算是真正的成功。它虽将又是军事大国,已经是经济大国,又是知识大国,但绝不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法制、道德大国。也不是信奉基督的造福世界的宗教大国。不知道为什么华人学者都在鼓吹向日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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