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财经》

2010/4/6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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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召回门之中国启示录
2010年04月06日 环球财经


        白益民:4个方面值得中国借鉴和警惕

        启示一:产品安全来自日本经营模式下稳定的劳资关系。

        丰田“召回门”事件的源头是在美国,我们回过头来看在日本却很少出现这样的事件。为什么丰田模式在日本的环境里为什么能够比较顺利推行,而且风险也小,这与其所处的环境有关系。

        日本的劳资关系,实际上我们经常回答一个问题,企业是职工的,还是股东的?但是在日本,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企业是职工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在日本,劳资之间的“终身雇佣制”造就了企业的稳定性,人员的流动性在企业内部减小。但是反过来看,正是这种人才的相对稳定性,在对质量的掌控中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人员的相对稳定性对产业的技术积累提供了一个温床。

        然而,橘生淮北为枳。尽管丰田在美国实行的也是终身雇佣制,但是美国人才环境流动性较强,再加上美国企业之间实际上是一个各自为战、对立的关系,供应商和组装企业、总装的汽车企业之间也是一个博弈的关系,在日本它们彼此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在共生的关系之下,可以形成企业相互之间的监督、控制。可是在美国的环境之中,我们会发现企业之间的博弈也会引起各个环节当中的质量问题:不仅仅是生产过程当中的,而且在经营环节中的质量控制问题也成为了一个难题。

        总的来看,丰田“召回门”事件从某种意义上是对日本制造业形象的一个打击,实际上这是对美国制造业形象的打击,因为事件发生在美国,而且出问题的零部件也是在美国的工厂生产的。丰田汽车工厂里面很多中级干部都是当地的美国人。因为人才市场的流动性和企业机制问题,我们发现在质量控制当中,在美国的丰田公司难度要远远大于在日本的丰田公司。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最难控制的其实是人。在这方面中国要有所借鉴。

        启示二:市场换股权的最佳时机:中国企业应抓住日本企业的危机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在日美的这次产业战博弈过程中,丰田章男在美国参加完听证会之后第二天就马上飞到中国,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是想获得中国的同情和支持,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在日本企业平常占有优势地位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轻易地去主动跟你谈合作,或者谈技术转让、让出核心技术,让出一些利润的。但是当他们自身出现风险的时候,他是会愿意让利的。

        我们以前提“市场换技术”,事实证明行不通,市场丢了,技术也没换来。如果在这次危机中,我们能够通过换取股权,在日本的产业链里面获得立足点,从其内部获得技术升级的情报,获得人才,获得很多产业资源,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保障,这是值得我们去思索的。

        启示三:不要相信美国是自由市场国家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要发现,美国号称自己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其实它在面临自身内部矛盾,产业受到外来竞争和压迫的情况下,在面临国内经济、政治各种问题的时候,会采取一些非市场经济的手段,对竞争对手实施打击,我们看到了这个游戏的规则,很多都是美国人制订的,我们在人家的规则下,在人家的领土上,如何总结日本企业的经验和教训,躲避美国随时可能进行的打击,同样是值得思考的。

        启示四:警惕!中国的汽车产业如何应对日企“财团入侵”?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分析:第一,中国的汽车产业和日本的汽车产业现在有互补,也有竞争。所谓互补:日本向来是把他的产业链作为“雁形排列”,中国的汽车产业基本上也处于一个低端组装的阶段,而日本现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核心零部件上。中国的汽车产业要想往上升级,必然会和日本的汽车产业发生冲突,同时也不排除日本的汽车产业盘踞在高端,但是为了分散风险,他们也会向低端、中低端产品线进行渗透,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采取的做法是一种“布局”的方式,我在《三井帝国在行动》这本书里详细谈过日企的这种经营模式,30年前日本进口汽车就已经把美国的汽车业打垮了,后来在美国建组装厂,实际上是隐身到美国的汽车产业里头去了,最后在产业上,日本汽车可谓把美国“掏空”了。这个时间跨度长达30年,美国人在不知不觉中,就沦丧了通用与福特。

        现在日本汽车产业刚刚全面进入中国市场,也就是在WTO以后到现在不到10年的时间,在未来的10年可能是一个关键期,日本的汽车产业在美国或者其他的欧洲市场上出现竞争的局势情况下,它会把自己的一些产能和竞争力往中国转移,面对日本军团的到来,我们中国汽车企业要做好充分准备。


        向松祚:没有核心技术,人家当然不把你当回事。

        日美争端由来已久,在上世纪80年代最为甚嚣尘上,一直发展至今。此次出事的丰田汽车是在美国本土生产的,工人也是美国人,实际上等于是美国公司生产的美国车,其中并不涉及进口的问题,部分媒体将其解读为贸易战,是不懂经济学的表现。

        汽车召回制度在美国也由来已久,美国在从60年代就已经开始,其历史上十大召回事件,有七件是针对美国自己公司的,最大的一次罚款,也是针对美国公司。

        中国媒体在报道国外事件时,容易掺杂很多情绪化在其中,往往远离了真相。有报道说,丰田章男在中国和在美国的态度很不一样,致使中国丰田的车主很不满,但是这能怪丰田章男吗?中国本身的相应制度不完善,没有汽车召回的制度。丰田章男在美国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是因为美国有严格的法律,如果你不召回,最后集体诉讼的话,赔偿的就不是几十个亿美元的问题了,那将是天文数目。但是他到中国来,可以不慎重对待,因为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本身就不关心人的生命,没有相关的法律。

        此外,大家不要小看丰田这家公司,日本制造、日本的汽车行业长期以来在世界上都是非常受尊重的。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在世界上都是三分天下,从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汽车行业现在是依靠日本的。中国汽车制造业发展规模扩张很快,但问题在于在核心技术上没有自己的东西,都是跟日本、德国、美国合资。这也是丰田章男对中国的态度不一样的原因,因为是你依赖我而不是我依赖你。(本刊记者 刘美/整理)


        摩罗:产业战争需要人类学家介入
        《环球财经》编委、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摩罗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地位正在迅速提高,对国际事务的介入越来越多。以前是在别人建构的国际框架中,按照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行事,我们只要学习别人的规则就行。但是,当我们实力增强以后,我们介入国际事务必须带着我们自己的立场、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利益关切,因此,我们必须参与国际框架和游戏规则的制定。

        制定国内政策必须研究国情,制定国际社会游戏规则,则必须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进行具有现实感和现场感的深入研究,这就需要人类学和人类学家的介入。

        一,人类学对国际政治的介入。

        人类学本来就是在西方殖民过程中,通过对殖民地文化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总结而形成的学科,它为西方人建构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图式和世界知识体系,提供了直接的贡献,也为西方国家制定称霸世界的国家政策和国际社会游戏规则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二战以后,美国顺利地登上权力颠峰,成功地驾驭着复杂的国际格局和地区局势,与他们人类学家的贡献息息相关。二战期间,美国90%的人类学家在为美国军方和政府服务。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二战尚未结束,他就奉美国政府之命,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进行深入研究,用以指导美国在战后对日本的统治与管理。她为此所写的《菊与刀》因之成为世界名著。这本书甚至为美国军方制定对日作战方案、为美国政府确定占领并管理日本的方式,包括对不对日投原子弹的抉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菊与刀》指出,日本人在极端自卑和极端傲慢之间摇摆,咱们用原子弹治治他们的傲慢症,否则占领以后恐怕不好对付。

        日本人果然给他们制伏了。在美国称霸世界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像英国一样,成为美国老大最贴心的跟班。站在美国的立场言之,《菊与刀》功不可没。

        二,人类学对世界经济的介入。

        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拓展海外业务,这些公司也应该培养自己的人类学家,对自己的合作伙伴和相关社会进行有目标的战略研究和战术研究。

        从资本角度言之,文化投入是最节省、收效最大的投入。

        试以中铝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失败为例。 2009年8月,国家保密局网站刊登署名“蒋汝勤”的文章说,力拓4名被捕员工以“拉拢收买、刺探情报、各个击破”等手段,在华从事经济间谍活动长达6年,让中国蒙受的经济损失额度相当于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10%,达7000亿元人民币。虽然中铝收购力拓失败与后面爆发的力拓间谍案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可是,如果我们早在文化上有周密的研究和部署,很可能就能避免在间谍活动中遭受的巨额损失,中铝也可能预先化解那些导致失败的不利因素。

        7000亿元如果转化为利润的话,意味着至少有35000亿元的销售额。如果将销售额的1%用于对驻在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进行研究与沟通,那就是350亿元。这350亿中再细分一下,其中的10%用于资助人类学家进行学术研究,90%用于根据这些研究成果有针对性地建构话语权,也就是用于传播、沟通和公关,那么,用于研究的费用就是35亿元,用于传播和公关的费用315亿元。

        这35亿元再做一次分解,其中15亿元用于聘请澳大利亚学者按照中国公司的要求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学术研究,每个学者资助1000万元,15亿元就可以促使150名澳大利亚最优秀的学者为中国公司说话。当150位澳大利亚优秀学者都为中国和中国公司说话的时候,澳大利亚对于中国和中国公司的防患意识还会那么强吗?还会动不动就将中国的投资赶走吗?

        另外20个亿资助200名中国学者,当这200名中国学者都基于自己对于澳大利亚的研究成果和体会,为中国公司可以进行战略谋划和战术设计的时候,中国公司是不是每一步工作都可能滴水不漏?

        至于用于传播和沟通的那315个亿,功效更加不可小看。我们可以在澳大利亚创办若干网站、报刊,还可以制作无数电视节目,用澳大利亚人所能接受并且喜欢的方式,引导他们正确地、友好地理解中国和中国公司。我们甚至可以用其中一部分钱,资助一些澳大利亚人来中国留学,然后聘请他们回到澳大利亚的中国公司任职。

        前不久看到一则报道,美国一家基金会在中国设立一家机构经营多年,给中国学者的资助费总共才花了2000多万美元。今年当那家机构的负责人离职回美国时,100多位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前去给他送行。那么一点蝇头小利,就买通了差不多整个中国学术界,难怪中国有这么多人站在美国立场上讲话,难怪美国人在中国赚钱、给中国人洗脑处处得手,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确实比我们棋高一着。但是,所有这些招一点也不神秘,只要我们也稍有一点战略意识,这一切都不难学习。

        如果350亿元能够换来7000亿元利润(换言之避免7000亿元损失),我们难道还舍不得这点投入呢?

        从以上的计算中不难看出,文化投入、战略投入是可以创造经济奇迹的。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中国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做到百战不殆;要想做到百战不殆,就必须知己知彼;要想做到知己知彼,就必须对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进行深入细致的、具有前瞻性的研究,以便制定与他们长期相处、互利互惠的战略思路和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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